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，初春的北京仍带着料峭寒意，人民大会堂内却因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而暖意融融。九十岁高龄的缓步走上主席台，他挺直脊梁，清朗的嗓音在大厅里回荡：“民主并非西方独有，更非一朵完美无瑕的花，关键要看它是否真正服务于人民。”台下代表们面面相觑，旋即掌声雷动。
这番话第二天被《人民日报》刊登在显要位置，读者议论纷纷——在刚刚走出特殊年代的中国，如何理解“民主”二字，是关乎国家前途的一道必答题。会场外，消息很快传到邓小平那里。身边人转述周谷城的原话，邓小平微笑着点头：“民主党派是好的，周谷城始终是好的。”这一句话，让许多人心中的疑虑瞬间消散。
邓小平的评语并非溢美之辞。若沿着岁月长河回望，周谷城与中国革命、与中共领袖层之间的深厚渊源，其实早就奠定了相互信任的根基。要理解他为何能在九十岁高龄依旧站在国家的议事堂上，必须将目光拉回到六十七年前的长沙。
一九二一年盛夏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。毛泽东站在台上，赤足穿草鞋，挥臂演说，号召青年投身农民运动。台下，一位身着长衫、抱臂倾听的青年教师频频点头——他就是周谷城。演讲结束后，两位湖南伢子不约而同相对一笑，随后的深夜长谈点燃了共同的理想，友谊自此扎根。
当年两人均在校园任教。一到晚上，讲堂熄灯，却挡不住窗内灯影。毛泽东常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来到周谷城的宿舍，摊开《资本论》英文本，边翻边说：“这玩意儿，你放书架上就不怕惹麻烦？”两人谈论到天光微亮，常以凉茶充饥，却甘之如饴。周谷城后来回忆，那些夜谈让他彻底认清了自己要走的道路：为工农大众写史、做学问。
北伐、南昌、秋收起义——风云骤变将朋友们推向不同的战线。周谷城漂泊上海，以译书谋生；毛泽东辗转闽赣，星火燎原。直到一九四五年，重庆谈判的茶话会上，两位老友才在喧闹的人群中重逢。毛泽东握住周谷城的手，朗声道：“十八年了！”简短的四个字，胜过千言万语。周谷城眼中湿润，问候一句“胃病可好？”让毛泽东大笑：“我一扛枪就什么病都没有了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谷城以农工民主党领袖、史学泰斗的双重身份，频繁往返于沪京之间。毛泽东每每召见，总要预备一桌家乡口味的剁椒鱼头、腊肉蒸干笋，两人推杯换盏，又从《史记》谈到《资本论》。一次学术座谈，周谷城来迟，毛泽东特意招手让他越过几排座位，坐到身旁。陈毅打趣介绍：“这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。”毛泽东笑答：“老朋友了。”现场气氛顿时活跃。
一九五六年，围绕“百家争鸣”的号召，学术界掀起逻辑与辩证法的激烈讨论。周谷城在《新建设》发表文章，明确指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各有疆界，引来铺天盖地的非议。多数人批评声浪震耳欲聋，他却坚持己见。有意思的是，毛泽东注意到这场争论，在一次上海小型宴会上把周谷城请到身边，举着杂志说：“你这篇文章，我赞成。”一句鼓励，如及时雨，让周谷城随即写下二十余篇后续论文，最终汇成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》一书。
同年七月，他鼓起勇气写信给毛泽东，请求为新书作序。回复很快寄来：“问题还在争论之中，由我插一手，似不适宜，作序的事不拟应命。”落款“毛泽东”。字里行间的分寸拿捏，恰好诠释了“百家争鸣”应有的宽广襟怀。周谷城把这封信珍而重之，视为治学道路上的灯塔。
诗兴亦常常让二人唱酬。一九六一年五一前夜，《解放日报》记者把周谷城从梦中唤醒，苦苦相求一首和主席相见的即席词。他推脱不掉，挥笔写就《献衷情》。第二天，毛泽东在报上看到词作，立刻电话招他进中南海。两人对坐相视，主席笑问：“怕不止一首吧？”周谷城忙说只有一首。毛泽东半是打趣：“有牢骚尽管写，附庸风雅也好。”那晚，客厅灯火通明，两位白发学人唱到深夜，湖南乡音与古韵交织，仿佛将时光折叠。
转入七十年代，周谷城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却依旧在复旦课堂讲史。课堂上站三小时，下课后拄拐也不喊累。身边人劝他保重身体，他却答：“活一日，当尽一日之责。”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，毛泽东逝世。噩耗传来，他含泪写下《哀悼毛主席逝世》七律。诗成，泪滴打湿稿笺，他没有再读一遍，默默交给工作人员。
时间走到一九八八年，全国人大换届。有人忧心周谷城年过九旬，能否胜任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。会后记者问起此事，他朗声一笑：“吾不知老之将至矣！”幽默中透着自信。就在那次会议上，他提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长篇发言。“不但要借鉴西方经验，更要坚持自己的道路”，这句评价资产阶级民主“也不是一朵花”的话被广泛转载。
邓小平几天后与身边工作人员闲聊，谈及此事，语气笃定：“民主党派是好的，周谷城始终是好的。”消息传回，许多原本观望者心下踏实。周谷城并未就此自满，他继续呼吁尊重知识、保障学术自由。在上海虹口寓所，他依旧为博士生改稿到深夜，书桌一旁摆着毛泽东赠送的《共产党宣言》袖珍本。
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，周谷城走完了九十八载春秋。复旦老楼的灯灭了，可他留下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《世界通史》和数十年间对自由讨论、学术独立的坚守，仍在滋养后学。那些年春风化雨的交谈，那句“周谷城始终是好的”，也成为后辈学者心中的一盏长明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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